年4月7日上午，周恩来总理和陈毅副总理乘车离开了中南海，车子向北京西郊的机场驶去，中国民航的伊尔-14飞机已经停在了机场，机组的所有人员也都做好了准备，只等周总理和陈副总理登机。
周总理和陈毅刚要离开候机室，准备登机时，从外面匆匆跑进来了一个人，这人正是总理办公室的副主任——罗青长。
“总理，我这里刚刚收到一份重要的情报。”罗青长着急地说。
罗青长将情报递给周总理，周总理打开一看，情报中说：
蒋介石特务机关已经高价收买了香港启德机场的地勤人员，准备利用“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在香港停留加油检修的机会，将定时炸弹放在“克什米尔公主号”的飞机邮箱里，以试图暗害周总理和代表团的人员。
这是代表团出发前，第二次收到相关的情报，周总理看到这封情报之后，格外地重视起来，立刻指示罗青长：“请迅速转交给在北京的有关领导去办理。”
周总理的决定
年初，印度、印尼、缅甸、巴基斯坦、锡兰，这五个国家发起召开亚非会议，这次会议在印尼的万隆举行，故在历史上又被称为“万隆会议”。
这场会议，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第一次没有殖民主义国家的参加下，召集那些在殖民压迫下独立的亚非国家参与，主要讨论亚非切身利益的一些问题。这场大规模的国际会议，邀请了诸多被殖民国家在独立后的政府首脑，其中就包括新中国。
对于这样一次决定亚非国家命运的会议，新中国的政府当然应邀参加，经过党中央的研究后，决定派周恩来总理率代表团出席会议。会议在年4月18日召开。
西花厅的工作人员，都在紧张地为周总理的这次出行做准备时，3月初，有关部门获得了一条重要的消息：
盘踞在台湾的蒋介石特务机关，策划周总理在出席亚非会议时，伺机谋害周总理及中国的代表团人员，并且已经分头做了相关部署。
情报确实可靠，且情况十分严峻！
面对这一严峻的情况，到底是去参会还是不去，成了一个棘手的问题。周总理经过再三的考虑，最终还是决定去。
周总理说：“当然，去，意味着要冒很大的风险，但在这次会议中，却可以在亚非国家之间架起一座友谊的桥梁，和亚非人民一起，为反对帝国主义、殖民主义，为世界和平做出贡献。”
周总理考虑问题总是这样，从来不考虑自身的安危，永远将国家和世界的利益放在首位。
当周总理决定继续前去参会，接下来就要考虑如何去了。周总理提出：“可以从香港坐船走海路去，这样我可以在船上休息两天。”
周总理的这个提议，经过有关方面进行研究后，认为走海路是不现实的。因为当时在香港和印尼之间来往的船只，只有荷兰的两条小型商务船，单程要走一个星期。如果蒋介石在沿途破坏，安全则很难保障。
周总理听到这样的建议后，便放弃了坐船走海路的想法，经过一番商议后，改为从香港飞印尼，但当时西方国家对新中国的航线封锁，总理没有大型飞机可坐，也没有去印尼的航线可用，如果要从香港飞印尼，只能租用外国航空的飞机。
经过与印度航空的商谈，决定租用印度航空公司的“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并且商定4月11日，我们代表团乘坐该机启程，前往印尼。
而该飞机在当天上午，则作为正常的航班，抵达香港。下午再改为中国代表团包机，在当天下午1点从香港飞往雅加达。
缅甸邀请，周总理逃过一劫
正当大家全力以赴进行准备时，周恩来总理却接到了缅甸总理吴努的电报，在电报中正式邀请周恩来总理去参加亚非会议前，能先到缅甸的仰光休息两天，想在大会召开之前，同几个主要参加国领导人在仰光先碰一下头，研究会议的一些有关问题。并且表示自己将派飞机前往昆明接总理。
总理看到电报中，吴努总理对自己如此尊重，便自然欣从。但当时中缅之间的航线还没有，要进行试航，如果试航成功，则可以从昆明飞往缅甸，如果试航失败，意味着总理要乘坐汽车前往缅甸。
为了保证代表团能顺利到达印尼，公安部也将代表团分为两路，一路代表团从昆明去仰光，再从仰光飞往雅加达。而另一路，则乘坐“克什米尔公主号”，从香港飞往雅加达。
4月7日上午，周总理的代表团从北京飞往昆明时，则出现了文章开篇的一幕。然而很遗憾，在北京机场收到这份如此重要的情报，转交到外交部后，外交部的有关人员并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也没能采取一份有效的措施。最终导致悲剧的上演。
周总理和陈毅乘坐伊尔-14抵达了昆明，此时的昆明到处鲜花盛开，春意融融。由于当时中缅之间的航线还没有开通，要等缅甸派出的飞机试航后，才能启程前往仰光。当时周总理正好可以借这个时间，在昆明好好地休息几天。
4月9日，试航成功了，大家都很高兴，这意味着总理可以从昆明飞往缅甸，不至于让总理乘汽车在滇缅公路上颠簸劳累。
但周总理没有忘记到达香港的代表团，在9日晚上9点，总理打电话给邓颖超，让她转告给罗青长，请英国驻华代办采取一些措施，保证中国代表团的安全。
第二天，外交部约见了英国驻华代办处的艾惕思，告诉艾惕思：“明天（4月11日），中国记者等14人由香港搭乘“克什米尔公主号”，前往万隆参加会议，希望英国提请香港主义，对他们的安全给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