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海军的轰炸机每天都沿着长江一路呼啸着飞去轰炸重庆。这些灰色的三菱G3M“九六”式陆攻飞机每架可载弹1,磅①，陆航部队的三菱Ki-21型“九七”式重型轰炸机有时候会和它们结伴同行，“九七”式轰炸机的载弹量是“九六”式的两倍。美国大使在报告中描述道：“这种行径的残暴性简直难以言表，每天都有超过架轰炸机来袭，它们在城市上空来回穿梭，迫使无助的人们躲在防空洞中瑟瑟发抖。洞中污浊的空气已经足以摧垮很多人了，不少人被迫向山上逃去，无论老少，或是抱着婴儿的妇女，都在烈日下往山上爬……”但中国空军还是成功击落了9架“九六”式飞机，还击伤了架敌机，占来袭飞机总架次的将近10%，这对日军而言是过高的代价。
但日军的损失很快就因为一种新型远程护航战斗机的服役而止住了，那就是三菱的A6M战斗机。这是一种修长的雪茄状的单翼飞机，有着封闭的驾驶舱和可收起式起落架。它像A5M“九六”式舰载战斗机一样灵活，但速度更快，航程更远，除了标配的小口径航空机枪，还装备两挺20毫米口径的机炮。在年9月13日重庆上空的战斗中，13架A6M飞机声称击落了27架中国战斗机。战绩来得如此轻松，以至于一名日本海军飞行员夸口道：“我们追击敌人时需要非常小心，因为一不留神就会飞到他们前面去！”（中方的实际损失是13架战斗机。）A6M战斗机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因为年正好是日本神武纪年的年，所以它被命名为“零”式战斗机。
日本人利用欧洲激战正酣的时机进入越南，控制了米其林铁路、面积巨大的橡胶种植园、大量库存稻米以及河内的嘉林机场。9月30日，日本海军的轰炸机从该机场起飞，对昆明进行了首次空袭。第二天，日军就摧毁了蒙自县的中级飞行学校。六天后，它们在多云的情况下继续轰炸昆明，包括27架“九六”式轰炸机和7架新型的远程护航战斗机。这是陈纳德第一次看见“零”式战斗机，他称这种飞机“远远优于”之前在华东地区出现过的日本战斗机。
陈纳德在这一周里收到了前往重庆的命令。他到达昆明巫家坝机场时，刚好接到了预警网络的报告：27架“九六”式双引擎轰炸机、9架单引擎轰炸机和6架“零”式战斗机来袭。陈纳德乘坐一辆破旧的普利茅斯汽车逃离了机场，这是飞行学校新任校长王叔铭②上校的座驾。这次空袭持续了三个小时，把陈纳德的房子夷为平地。中国空军的飞机没有升空拦截。
不久后，周至柔将军再次执掌航空委员会，毛邦初被蒋介石调往华盛顿担任宋子文的空军事务顾问。而毛邦初自己的顾问又能是谁——除了陈纳德别无他人。这其实是宋子文的主意，他在9月27日的电报中指出：“这个项目……若能获得陈纳德上校的支持，对于说服（美国）当局会有所帮助。”
蒋介石明显是为了申请飞机和飞行员一事而调动陈纳德的。10月18日，蒋介石曾向美国驻华大使指出：“日军飞机毫无阻碍地来袭，市民们不得安生。”他提议美国向中国派遣一支特别空军部队，包括架飞机和相应数量的飞行员，这样才能减轻重庆的压力，并使中国有机会将战争打到日本本土。他认为，这才是对付日本侵略的“根本解决办法”。
在华盛顿，布鲁斯·雷顿也在朝同一个方向努力，这一点可以从当时的海军部长弗兰克·诺克斯（FrankKnox）写给国务卿科德尔·赫尔（CordellHull）的信中看出。“我被告知，”诺克斯写道，“相当多的美国飞行员愿意到中国参战……前提是他们不会因此而受到惩罚。这是不是我们解决当前问题的一种可行办法呢……就像我们允许年轻人志愿参加不列颠空战一样？”换句话说，就是让他们从美军退役，然后以平民身份到达他国，参加他国空军而不必宣誓效忠。
10月19日，就在诺克斯将信件交给赫尔的同一天，陈纳德被再次召到重庆，两天后，他和蒋介石、毛邦初一起用餐。他在日记中写道：“（我）奉命回美国，帮助宋子文博士履行职责。”第二天下午，他搭乘一架中国航空公司的道格拉斯运输机前往香港，然后转乘泛美航空公司的飞机回美国。
在河内的嘉林机场，日军陆航部队接替了海航部队，它的任务是轰炸从缅甸边境到昆明的“援中线路”。10月26日，59架三菱“九七”式重型轰炸机将垒允的中央飞机制造厂炸成废墟，厂内的几十架半成品飞机无一幸免。但是比尔·波利有化困境为机会的天才，他抢救了一些机器和飞机零部件，把它们装船运到印度的班加罗尔，他之前在那里建造了一座名为“印度斯坦飞机有限公司”的生产基地，负责为印度空军生产哈洛教练机。垒允的厂房则被重建为中国空军的维护和修理点。
波利与陈纳德年纪相仿，但看上去要比陈纳德年轻十岁。在一张照片里，他身穿细纹西服，戴着襟花和叠好的方巾，别着一枚似乎镶有钻石的别针，总体而言让人印象深刻，尽管略显花哨。（“像魔鬼一样机智”，麦克休少校曾这样形容波利。）无论如何，英国人挺喜欢波利，他们不但允许他在印度建造工厂，还给了他一项哈维·格林劳也得不到的许可：建造工厂来组装中国政府购买的66架北美和瑞安教练机。这些飞机目前正原封不动地待在仰光码头上的箱子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