鱼羊史记.看新鲜的历史
撰文：刘少才
编辑：吃硬盘吧
#01.
建国初期，逃到台湾的国民党特务机关，时刻将暗杀目标锁定在我高层领导人身上，年发生的“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爆炸就是典型的一例暗杀事件。
年4月11日，在具有历史意义的亚非会议（也就是万隆会议）召开前夕，一架由我国外交部包下的印度国际航空公司洛克希德星座式A型飞机“克什米尔公主号”客机，从香港启德机场正常起飞，飞往印尼首都雅加达。
飞机升空后，晴空万里，风和日丽，机翼下迷人的云团吸引着每一位乘客，人们谈笑风生，机舱里充满了愉快的气氛。
飞机按正常速度飞行，起飞约5小时后，已将近黄昏时分，“克什米尔公主号”正飞越北婆罗洲沙捞越海域，突然一声巨响，巨大的爆炸使没有丝毫思想准备的乘客惊呆了。人们还未反应过来，就见飞机右翼第3号发动机吊舱后面的地方局部着火，正在距海面1.88万英尺高空飞行的飞机被迫紧急降落在海面上。一场震惊世界的政治空难就这样发生了，专机上的14人，除了3名印度航空公司的机组人员在海上漂流几个小时后奇迹获救生还，其余11名乘客全部遇难。
那一刻，历史记住了专机上的人员：沈建图——新华社对外新闻编辑部主任；黄作梅——新华社香港分社社长；李炳衡（李平）——新华社对外新闻编辑部记者；杜宏——广播事业管理局对外广播部副主任；郝凤格——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摄影员；钟步云——总理司机；石志昂——对外贸易部三局副局长；李肇基——外交部情报司科员；王明芳——越南代表团工作人员；严斐德——奥地利记者；斯塔列茨——波兰记者。
大海呜咽，人神共愤，中外震惊，是谁丧尽天良制造了这一骇人听闻、令人发指的空难？
#02.
新中国成立之初，逃到台湾的国民党当局不甘心失败，对新中国发生的变化既嫉妒又恨之入骨，他们时刻窥测时机，训练特务，妄图卷土重来，并制定了一系列暗杀中共高层领导人的计划。年12月毛泽东出访苏联，台湾当局就派特务妄图炸毁毛泽东乘坐的专列，但是，这一切阴谋都在我方掌握中。台湾空降到哈尔滨的特务刚一着地，就被我方公安侦察员逮个正着，随后公安人员更破获了隐藏在北方的特务组织“东北技术纵队”，使毛泽东此次出行来去平安。国家总理兼外交部长周恩来更是因其雄才大略，成为敌人的主要暗杀目标。
年4月，举世瞩目的亚非会议即将在印尼的万隆召开，我国派出周恩来率领代表团前往参加。
国民党情报组织得知周恩来和一批中国政府要员将在香港启德机场，搭乘印度航空公司的“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前往印尼开会的消息，认为这是个千载难逢的机会。经过密谋策划，他们不顾国际有关法规，穷凶极恶地决定在专机上安放定时炸弹暗害周恩来。
早在一个月前，台湾特务觉察此消息并上报蒋介石时，蒋介石当即命令台湾“保密局”局长毛人凤，让其属下的“香港情报站”秘密执行暗害周总理的任务。具体的执行者有两个，都是台湾派到香港对新中国进行颠覆破坏活动的特工人员。一个叫赵斌丞，是大特务戴笠的得意门生，国民党国防部保密局下设的布置组的组长。国民党国防部保密局设七个处，第三处为人事处。年时，又从人事处划出一部分人来，成立了一个由赵斌丞任组长，专门负责布置潜伏工作的布置组。另一个叫陈鸿举，是赵斌丞的手下。
赵斌承得到毛人凤的授意后，又与大特务“侦防组组长”谷正文商讨细节。谷正文本名郭同震，年轻时受到戴笠的赏识，被提拔为“北平特别勤务组组长”。此后，从抗战到中共建政这十几年间，谷正文一直担任军统华北地区的负责人。年，戴笠死于空难，仓皇之间，蒋介石命令“军统局主任秘书”毛人凤接任局长。毛人凤清点戴笠遗物时，发现戴笠在他的日记里写道：“郭同震读书甚多，才堪大用。”从此对“郭同志”另眼相看。，国民党败退到台湾后，经毛人凤的举荐，谷正文受到重用，有一段时期直接受蒋介石领导。
商讨之后，他们立即到香港启德机场周围勘察，并寻找能够随意出入机场安放炸弹的合适人选。
与此同时，为了使实施爆炸计划取得圆满成功，国民党保密局专门准备好了一批炸药，其中包括四枚美国制造的“钟型定时发火器”，即定时炸弹。保密局将炸弹交给在“四川号”货轮上的一名小特务，厨师张祖顺，由他从基隆偷偷运到香港，然后交给以“就记电料行”为掩护的香港情报站“第五联络组”。
香港情报站拿到炸弹后感到非常兴奋，接下来就该选择一个实施爆炸计划的人。很快，一个不为人注意的“小人物”被注意上了。这个人名叫周驹(又名周梓铭)，二十多岁，受雇于香港航空工程公司，一直在启德机场做清洁工。他光棍一人，是个吃喝嫖赌样样俱全的“烂仔”，据说当时公司正准备把他开除。选定目标后，特务机关立即开始接近周驹。
3月27日到31日，国民党香港情报站一个姓吴的特务头子多次找周驹，先是跟他闲聊，对他的个性、嗜好、人品进行了观察。接下来，开始详细地询问他在机场的工作情况。几次下来，特务机关完全摸清了周驹的底细。他们最后得出的结论是：这个人可以利用。3月31日，姓吴的再次找到周驹，这回姓吴的没有再兜圈子，而是直接摊牌，明确提出来，想让周驹“担任破坏一架共产党飞机的任务”，问周驹是否愿意。
周驹一听这话，顿时吓了一跳。他虽说是个整日混吃等死的“烂仔”，但他很清楚这件事的严重性，弄不好是要蹲大狱掉脑袋的。周驹连连摇头，说这太危险了，不干。见此情形，姓吴的开始软硬兼施。他告诉周驹，既然特务机关选中他了，他干也得干，不干也得干。
怕把周驹吓着，姓吴的又说，特务机关会全力配合他行动，到时候，香港情报站特务将负责现场指挥，有详细的行动计划和安全稳妥的脱身方案，对周驹来说不会有任何危险。同时又对周驹许诺，事成之后，他可以得到60万港币的奖赏，而且还可以安排他去台湾定居等等。
60万港币，这在当时堪称是天文数字。周驹听了之后，开始动心，但毕竟事关性命，所以他还是没敢立即答应。当天晚上，姓吴的又来到周驹的住处劝说，周驹才终于答应下来。
计划拟定后，赵斌丞与陈鸿举两人特地从香港赶回台湾，向“保密局局长”毛人凤做了“口头报告”。但是，赵、陈两人没敢向毛人凤提起60万港币酬劳的事情，怕金额过高，遭到反对。最后，两人决定请当时有“地下局长”之称的“侦防组组长”谷正文出马为60万港币游说。
谷正文听完计划后也立刻表示赞成。他的理由有三：一是暗杀中共领导人物，本来就是特务工作之一；二是想藉此给香港政府压力，因为在此之前，香港对台湾情治人员不太客气，抓到就判重刑；三是这个计划可以说是天衣无缝。谷正文建议赵、陈两人，最好前一天就看守住周驹，并将他的爸爸一起找来作为人质，免得周驹临阵退缩，坏了整个计划。
4月10日，赵、陈两人从台湾带着60万港币利用货船偷渡至香港，与周驹住进旅馆，将现金交给周驹的父亲保管。当晚，除了交给周驹牙膏模样的定时炸弹外，同时还教他如何使用，并就计划细节反复进行沟通演练。
4月11日，周驹跟往常一样上班，平安地通过了安全检查。通过安检后，周驹开始进行飞机的清洁工作，其中就包括来加油且做短暂停留的“克什米尔公主号”。他神色自若地跟着一组工作人员进进出出，东扫扫，西擦擦，谁也没有注意到他到底什么时候钻进行李舱装了定时炸弹，又何时失踪的。
看起来貌不惊人的周驹其实很有心计，当初与台湾情报人员研究退路时，他就曾提出一套逃生计划，即躲到“飞虎将军”陈纳德停在香港的民用客机内，因为这架飞机经常来往于台湾和香港之间，逃到台湾很方便。
当天，周驹果然顺利地躲入陈纳德的民用飞机内，但一个意外却差点让他曝了光。
原来，周驹躲进去后不久，陈纳德的飞机就从启德机场起飞了。飞机降落后，周驹的出现把台湾保安司令部机场检查处的头头吓得半死，一个姓赵的上校以为来了一个“偷渡客”，一个电话直接打到保安司令部。
还来不及吃午饭的谷正文得知周驹提前到来后，立刻坐吉普车赶到机场接人。赵姓上校没弄清来人目的之前，怕自己没有好果子吃，所以就不让谷正文带走周驹，一直嚷嚷，周驹偷渡的行为违法，只要违法，一定严办。
看着不明就里的赵上校吵闹不休，谷正文担心惊动了媒体，关键是“克什米尔公主号”尚未起飞，周驹绝对不能曝光，否则是功亏一篑，不得已，谷正文只好板下脸孔，说是“老先生亲自交办的”，如果消息见报，一切后果你自行负责。
#03.
“克什米尔公主号”起飞后约五个小时在空中发生爆炸，专机上包括机组人员在内共14人，只有3名机组人员侥幸活命，其余11人全部遇难。但是，这11人中，并没有周恩来。国民党保密局万万没有想到，经过精心策划的这次暗杀行动，却因周恩来临时改变行程，目的没有达到。
因为出行前，当时的缅甸总理乌努发出邀请，希望周恩来能提前经昆明赴仰光“休养”两天，一起商议万隆会议的提案。于是，代表团做出兵分两路的决定：周恩来、陈毅带队从北京出发赴昆明，等待缅甸方面的专机；另一路人马则按原计划从香港乘坐“克什米尔公主号”赴雅加达。周恩来同意了这个安排，结果国民党特务以周恩来为目标精心策划的这次暗杀行动扑了空。
“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失事的消息传出后，举世震惊，给中国代表团每一个成员的心头都笼罩上一片阴云，大家的心情既悲痛又沉重。就连应邀出席这次会议的其他亚非国家代表也都惴惴不安，义愤填膺。
在周恩来决定出席会议之后，我方情报部门也获得了美蒋特务有可能会从事破坏活动的情况通报，但是对破坏活动的具体细节尚不清楚。当时估计破坏活动可能会有几种情况，诸如破坏交通工具，在沿途实施破坏，或暗杀代表团成员等，有关部门立即向周恩来作了汇报。得此情报后，周恩来也迅速进行了研究和部署。还有人认为此次出行多凶险，劝他三思而行，但是这是一次重大的有历史意义的会议，周恩来出行的决心已定。事隔几十年后，当人们总结历史教训时，还是认为大家低估了敌特破坏能力，这场灾难是一个血的教训。
根据当时的情报可知，美国虽然不参加亚非会议，却派出了一个由70人组成的庞大“记者团”。在这个“记者团”中，有议员、警察、军人及职业间谍。此外，在印尼国内，离万隆几十公里处还有一支反动武装，他们同样处心积虑地制订了袭击亚非会议的计划。由国民党潜伏在雅加达的特务骨干组成的“铁血团”，也秘密派遣行动小组去万隆。这一切表明，此次万隆之行充满危险。
面对这一切，代表团成员也都是高度紧张。总揽全局的周恩来总理历来处事不乱，镇定自若，他对代表团成员说：“我们是为促进世界和平、增强亚非人民对新中国的了解和友谊而去的，即使发生了什么意外也是值得的，没有什么了不起！”这种大无畏的英雄气概，使大家信心倍增。
4月16日上午，周恩来总理、陈毅副总理乘坐的“空中霸王号”飞机从仰光起飞，中途因为遇到雷雨，还在新加坡机场降落做短暂停留。
4月18日，举世瞩目的万隆会议如期召开，这次会议促进了亚非国家的团结，极大地提高了新中国在国际上的威望。万隆会议上，周恩来成为最繁忙的人。会议持续了7天，他参加会议16次，会客约谈10次，宴会活动15次，睡眠不超过13个小时。
这样超负荷的运转，换来的是中国政府在万隆的成功。会议之前，仅有6个国家与中国建交，会议后，第三世界国家纷纷伸出友谊之手。多年后，这些参加过万隆会议的国家一致同意我国加入联合国。所以后来有人这样评价万隆会议的意义：亚非国家万隆会议，是世界历史上第一次没有西方国家参加的国际会议。会议产生的万隆精神和国际关系十项原则，是建立新型国际关系的指针，万隆会议作为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重大国际政治事件而永载史册。
年4月20日，在万隆极其紧张的繁忙中，周总理听取了中国驻印度参赞申健汇报在新加坡处理坠机事件情况：“烈士们的姓名，将永远写在亚非各国人民和世界先进人类为和平事业而奋斗的历史上！”他嘱咐申健将烈士骨灰留下，他将亲自把烈士骨灰带回北京。
4月17日下午2时，北京各界代表多人聚集在中山公园，举行隆重的追悼大会。会场庄严肃穆，入口处挂着“四·一一遇难烈士永垂不朽!”的巨幅标语，会场上挂着11位烈士遗像。主祭人、全国红十字会会长李德全强烈谴责敌方这一“灭绝人性的杀人暴行”。“为和平而牺牲的烈士们永垂不朽!”的口号声响彻全场。
建国初期，我国高层领导人出行，像这样遇敌特算计案例有很多，但这并没有吓倒我们。一个崛起的新中国，在国际事务中，地位越来越巩固，威信越来越高，与高层领导人不断出访交流有很大关系。
鱼羊史记这是一个怎么看都好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