曼德勒与仰光之间，离彬马那城不远处，有座仅二三十万人口的小城，名叫东吁。汉语中也曾译为“冬瓜”或“同古”“铜鼓”。
虽是小城，名气却不小，除了敏季纽曾在这里建立东吁王朝外，还因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中国远征军先头部队第二百师的将士们，在东吁城孤军抵御日军北上，对日军展开了一场激烈的阻击战。
英勇的远征军官兵经过七昼夜的血战，歼敌五千余人，击退了数倍于己且有空军支援的日军的多次进攻，为英军的撤退赢得了时间和空间。
这次战斗，被同盟国认为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一场最激烈、最残酷，也是牺牲最惨重的一场恶战。中国官兵凭据简陋的工事和武器，给日寇以重创，连东京指挥部也惊呼：是“自南进以来一场艰巨的攻城战”。
他们说：“南进所碰到的劲旅乃中国兵也。”
远征军在东吁战场也付出了极大的代价。参战的第二百师牺牲过半，在撤退中又累累遭敌伏击，师长戴安澜身受重伤而壮烈牺牲。将士们以鲜血和生命谱写了悲壮的战歌，永载史册，东吁也因而成为名城。
中国远征军开赴缅甸同古前线
二战后，东吁华侨为了永久纪念中国远征军，于年由侨领杨光汉等集资，在当时的中华学校校园内建立了中国远征军纪念碑。
由于学校被缅甸政府收归国有，致使缅华各界人士及国际友人、来往客商瞻仰凭吊出现了诸多不便，大家都渴望改变现状。
此刻，有一个人出面了，他就是中国远征军老兵杨伯方。以杨伯方为首，协同华侨界几位有识之士，上书缅甸最高当局申请将纪念碑迁出重建。此事得到了中国驻缅大使馆的积极支持和推动。
在中国驻缅甸大使馆的关怀和广大侨胞的支持下，尤其是有了东吁侨胞们的同心协力、鼎力协助，经过了九年的漫长岁月，克服种种困难和非议，终于在年把纪念碑从中华学校内迁出重建，并新建了纪念馆、文化宫，主体工程保持了原来的格局，且扩大了规模。
杨伯方全家
据了解，在迁建中国远征军纪念碑的过程中，杨伯方他们遇到过重重困难，受到过种种非议。然而，他现在表露的不是怨恨和报复，而是宽容与谅解。我感到，这正是他的可贵之处。生活的曲折、坎坷，已经把一个血气方刚、雷厉风行的军人，磨炼成了一位稳健持重、宽容仁厚的长者。当然，也不难想见，这其中要经受怎样的艰辛，要付出何等的代价！
从他的《回忆录》中得知，具有五六年军龄的杨伯方当兵的时候，我们中华民族正处在水深火热之中，日本帝国主义的铁蹄践踏着我们祖国的大好河山，侵略者的魔爪蹂躏着我们手无寸铁的同胞。
他的家乡——九朝古都洛阳，遭到敌机的疯狂轰炸，他正在就读的师范学校被炸得房倒屋塌，只得关闭停课。他和他几个要好的小伙伴怀着满腔仇恨，毅然投笔从戎，共赴国难。
他报考了机械化军事学校，被录取后编入装甲车兵团。从此离开了挂满小红灯笼似的柿子园，离开了结满硕大红薯、西瓜的黄土地，离开了爹娘，也离开了青梅竹马为他纳过鞋垫儿、缝过衣衫的少女……
此后，他跟随部队转战东西南北，从开封、宝鸡、兰州、成都、长沙、一路到昆明……他凭着惯有的忠诚老实、机智勇敢，凭着作战任务完成得出色，赢得了战友的称赞和上司的赏识。
年在被提升中尉的同时，抽调到新编运输连，配属孙立人将军的新三十八师入缅作战。
杨伯方夫妇年到北京参加抗日战争胜利六十周年纪念大会
在解救英军七千人的仁安羌战斗中，他担任运送兵员的任务。他带领的那个排，将一一三团官兵连夜运送到了乔克巴当。由于他的驾驶技术较高，虽然沿途的路况极其险恶，仍然安全隐蔽地完成了任务，得到孙立人师长的表扬。
有一次，他接到命令：将三营长张琦的遗体运向后方。途中，因气温较高，遗体开始腐烂，他就在路旁将张营长的遗体火化了，因条件所限而未事先向师、团长请示，他还十分担心要被处罚，结果，团长非但没有怪罪他，还夸奖他处理得当。
当然，孙立人将军也批评过他。那一次，师长命令他派几辆车去抢运汽油，他却亲自带四辆车，载着一个连的士兵就走了。可是到了乔克巴当，连长叫停车，说是他的任务完成了。士兵们下了车就去挖掩体筑工事。他这才知道，此行根本不是抢油，而是运送兵员去打阻击。
最使他难忘的是，缅甸战败后爬上野人山的悲惨情景。
对那一段往事的讲述，杨伯方极其悲痛，不，他几乎是在哭诉：我们的几万弟兄，没有向敌人的枪炮刺刀屈服，却倒在野人山的莽莽丛林中。回想起来不寒而栗。有一天，他们抬着排里一个被车压断腿的驾驶兵来到一座峭壁下，看看伤员化脓的伤口已经生蛆，又无药治疗，再抬着走也不行了。
在大家为难之际，后面上来一个军官把他们叫到旁边说，给他一颗子弹，放在这里不被野兽吃掉也会饿死。当时他们哪里忍心！伤兵也知道自己不行了，劝他们走。后来他们还是趁伤兵不注意时，把他一枪打死了。
杨伯方擦着眼泪说：“每当我闭上眼睛，眼前就浮现弟兄们痛苦挣扎的身影。每当我进入梦境，耳边就传来弟兄们的凄惨呻吟。基于这样的心情，我一刻不能闲着，我希望死难弟兄们的灵魂得到慰藉，也希望健在弟兄们的晚年生活能够得到幸福……”
杨伯方夫妇游览云南昆明世博园
杨伯方先生为大家做了很多事情，还招致种种责难。做公益事业有时会出现一种奇怪的现象：有人干，有人看，看的人给干的人提意见，提了意见还不算，还千方百计搞诬陷。结果，干的人出钱出力落埋怨，想来想去不划算，看来最好还是当懒汉、袖手旁观……
杨伯方属于“干”的那类人，再具体一点说，属于热心于社会公益事业型的人。
他的亲密战友张富麟老师称赞他：“老杨精力旺盛，堪称社会活动家。”这个评价于他来说恰如其分。
他从离开部队流落缅甸开始，就一直参与着各种形式的社会活动。那时候，战后的缅甸一片混乱，人们的生活极端困苦，在别的战友忙于做生意之时，他却埋下头来创办华文学校，既当校长，又当教员，他新婚的妻子也不得不跟着他适应新的环境，开创新的事业。
他们夫妻曾先后在瑞保、望濑等学校任教，最后到了东吁，他和几位志同道合的朋友，把一所华文学校办得有声有色，为仰光的南中、华中输送了大量的初中毕业生。这些毕业生大多回到大陆或台湾深造，现在遍及世界各地。老杨已是桃李满天下。
人的价值观是各不相同的。杨伯方的弟兄，甚至他的学生，经过多年的艰苦奋斗和不懈经营，有的已经腰缠万贯，有的家有小车、洋房……
金钱虽不能提高一个人的知识，但是却能垫高一个人的地位。在做客处、集会处、公共场合，本该属于杨伯方的位置被别人占了去，但他不眼红，不计较，也不妒忌。他可以影响他志同道合的妻子，可是孩子呢？孩子们不理解：
“爸爸有技术，有能力，办个工厂一定赚大钱。有钱能使鬼推磨，只要有了钱，就没有人敢小看我们了。”
于是，他便向孩子们讲道理：“人家刘胡兰、赵一曼、戴安澜为国为民，生命都舍得丢，我只是教教书操操心，你就感到吃亏了吗？人尽其才，有的是当官的料子，有的是当老板的料子，你可能是管工厂的料子，将来咱们家可以开个工厂，让你去管理。至于我和你妈，是教书的料子，就教一辈子的书好了。”
他的妻子说：“我可不能跟你教一辈子书，孩子们一天天长大了，靠教书怎么能养活起这一大家子人？如果真能办个工厂，我来当会计，保证账目一清二楚。”
他急忙笑着说：“不过现在当务之急，是配合爱国教育，赶排大型教育歌剧《江姐》，你要演好双枪老太婆，老大(他的长子文博)要在乐队弹好琴。”
人人都说自己掌握自己的命运，可是又有谁能够真正的做到呢？
时势千变万化。学校被缅甸政府收归国有，他没有实现教一辈子书的愿望，还因“莫须有”的罪名坐了七年零五个月的大牢。
他说连他自己都没想到，在中国已是退休年龄的时候，竟还得自己动手，来开办一个很不起眼的小冰条厂。心里更不能适应的是，由一个千人之上的师长、教育家，突然沦为一个对每根冰条都在认真计较的微不足道的小业主、小商贩。好在他有一个贤内助，又有一个能够苦干实干的大儿子，绝不需要他一根一根地数冰条，一分一毫地去和买主讨价还价；更不需要他精心配料，或目不转睛地盯着仪表观察生产流程是否正常。
小小冰条厂，养活一家人。加上家庭和睦，生活也算过得温暖、安定、幸福。
但杨伯方不满足，他不属于那种安于现状，贪图享乐类型的人。那些生活比他差的弟兄，需要他伸手相助，他还要继续做公益事业。
可是他没有多余的钱财，又极其厌恶空许宏愿的虚伪作风。他感到了钱的重要，想到要千方百计去赚钱。于是他买了一台旧柴油机，办起了木工厂。他能吃苦，有的是力气。
他终日废寝忘食，奔波忙碌。可是事与愿违，工人不懂技术，不能合理操作，机器三天两头坏，坏了还要自己亲自修。木材生意本大利薄，赚来的钱大部分用在增加设备和修理机器上面。结果不仅没有赚到大钱，还累出了一场大病。病中，他左思右想：也许，我就只是教书的命。于是，便有了十多年前的那个想法：迁建中国远征军纪念碑，修建中国远征军纪念馆、文化宫；重新恢复华文学习班。
年9月16日，在中国驻缅甸大使馆和中国驻曼德勒总领事馆的安排下，十名定居缅甸的中国远征军老兵组团回国访问，杨伯方任团长。
杨伯方带领这批七八十岁的老兵由滇西南大门瑞丽回到他们魂牵梦萦半个多世纪的祖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