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立峰：根治“小官巨腐”需打好“组合拳”
针对中央巡视组反馈的北京“小官巨腐”问题的通报，市纪委日前启动专项行动进行整治，在专项行动中将典型案件进行点名道姓的公开曝光，尤其是严查农村干部在拆迁、征地用地、涉农资金等方面的违纪贪腐问题，行动将持续到年底，涉及本市13个涉农区县，全面梳理从2013年1月至2014年6月接到的涉农信访线索。（8月1日《法制晚报》） 7月9日，中央第二巡视组向北京市反馈巡视情况时指出，发现北京乡村干部腐败问题凸显，“小官巨腐”问题严重，征地拆迁问题较多，执行*风廉*建设责任制不够到位。同日，中央第五巡视组向天津市反馈巡视情况时也表示，天津农村基层腐败不容轻视。 为什么京津两地均发现“小官巨腐”问题呢？这一方面源于京津寸土寸金之地，当城市随着人口增加各项功能负荷沉重之时，就只好向农村扩展，于是，掌握着一村事务大权的村官们就日益“机会”多多了。而他们敛财的主要途径包括：造假骗取拆迁征地补偿，受贿干涉土地承包，盘剥涉农资金补贴，包揽村办企业或私建房屋出租等。如李桥镇原镇长李丙春涉案金额高达2亿余元；花乡高立庄投资管理公司原董事长涉贿千万；台湖镇水南村原村委会主任郭铁柱在拆迁过程中弄虚作假骗补1000余万元；喇叭沟门满族乡原副乡长张卫国诈骗拆迁款956万余元；西牛峪村原*支书、村委会主任高保合诈骗、受贿897.8万元；平谷某村原*支部副书记王小芹冒领近10万低保款；孙河乡康营村原村干部梁达骗补1.89亿拆迁款。 从这些“小官巨腐”事件中，我们不难看出中国农村基层“苍蝇扑脸”的缩影。究其根本原因是农村基层缺乏有效权力监管机制，导致《村民委员会组织法》所规定的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村务公开流于形式化，最终导致村官大权独揽，说一不二。而县乡干部或是为了权力分肥，或是为了项目工程顺利开展采用强人治村策略也常常纵容包庇村官。7月中旬，媒体集中报道了以暴力恐吓等手段横行乡里的侯志强被村民打死事件，这样一位长期在在监狱、出狱、犯罪再进监狱中度过岁月的黑恶人员以暴力方式威慑村民选举，并自填选票以接近全票获选村主任，而镇*府却回应：“这说明得人心。”某村官勾结黑恶势力，横行乡里侵占村集体财产160多万元，村民一直举报到省纪委、中纪委，但举报材料最终两次签转又回到了县纪委，县纪委却只是免去其村支部书记职务并依然让其主管村务，随后其以黑恶方式疯狂对村民展开报复行动。 所幸，农村基层“苍蝇扑脸”、“小官巨腐”现象已引起中央重视。6月29日，中组部、中央*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领导小组印发《关于在第二批*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中进一步加强基层*组织建设的通知》，要求各级*组织把加强基层*组织建设作为整改落实的重要任务，并要求开展整治村、社区等基层干部违法违纪行为专项行动，特别要集中力量查处群众反映强烈的涉黑涉恶案件。但根治“苍蝇扑脸”、“小官巨腐”远非那么简单，又其中有制度阻碍，也有权力阻碍。北京启动专项行动全面梳理从2013年1月至2014年6月接到的涉农信访线索，也说明原来这些举报线索都被人为搁置了，那么是谁将这些举报材料扔进了垃圾箱呢？毫无疑问，县乡*委*府与纪检监察相关人员，搁置举报材料还算好的，有些举报信息还被刻意反馈给腐败村官，导致举报者被打击报复。 根治“小官巨腐”需打好“组合拳”。首先，要打好“法治拳”。要依靠群众，团结群众，大力向人民群众宣传《村民委员会组织法》、《农村土地承包法》、《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行*诉讼法》等各项关乎农村群众利益的法律规定，让他们自觉拿起法律武器维护自身权益。当村民人人都懂得法律知识，个个都有法律意识之时，村官自然将心有所惧，从此谨慎用权，不敢再游离于体制与法律之外。 其次，要打好“监管拳”。县乡（镇）两级*委、*府与纪检监察、公安部门要守土有责，以维护群众利益为重，以维护*和*府公信力为本，一方面要加强对村官道德、思想、业务的培训，一方面要行使好对村官的管辖权、监督权，让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村务公开真正落到实处。 再次，要打好“财务拳”。村官腐败最终是为了权力变现，只要加强对村级财务的监管、审计力度，让权钱分离，将村级财务出纳权掌管在县乡财经部门手中，并定期公开村集体财务收出情况，接受人民群众的监管，村官权力之手伸得再长，也难谋取到巨额利益了。 最后，要打好“问责拳”。省市审计部门与纪检监察机关要定期对所辖县乡村三级进行审计、巡视，并完善各项监督举报程序，一方面要及时查办腐败村官，一方面更敢于对那些涉嫌包庇“黑恶苍蝇”的县乡干部亮剑，将大小“苍蝇”一打尽，并消除“苍蝇”滋生的腐败土壤，如此才能消除农村“苍蝇扑脸”、“小官巨腐”的尴尬局面。
作者：刘立峰
：姬学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