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万隆会议，到底还去不去？
年12月31日凌晨，北京中南海。
这是一年里的最后一天，时针划过之处，年已经过去了。凌晨时分的新中国大多数人都早已经进入了梦乡，而此时在中南海的办公室里，周总理却依然还在埋头批阅文件。
对于当时百废待兴的新中国来说，有太多的工作需要处理，所以建国后周总理一直都处于高负荷的工作状态。
而就在周总理埋头工作之际，秘书轻轻走进来递上一份电报，低声说：“总理，黄镇大使从雅加达来电。”
“哦，看来是茂物会议终于有结果了。”
周总理赶忙接过电报，仔细翻看，随后高兴地对秘书说：“很好，黄镇大使给我们送新年礼物来了。”
究竟是怎样的新年礼物，会让周总理如此兴奋呢？
原来，随着世界各国反帝反殖民主义运动的兴起，亚非各国人民呼吁联合起来共同反对殖民主义和寻求民族独立的意愿也越来越强烈。在这样的背景之下，亚非一些国家领导人也希望大家可以坐下来解决自己的问题。
于是在年12月，印度尼西亚总理沙斯特罗·阿米佐约倡议召开亚非国家首脑会议，并邀请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导人参加。这个消息对于当时刚刚成立，被西方社会恶意孤立甚至还没有恢复联合国应有席位的新中国来说无疑是个喜讯。
当时周恩来总理兼任外交部部长，对于这个消息自然十分重视。毕竟这是新中国第一次亮相国际舞台，必须要让世界看到新中国的新面貌。因此自从年2月10日周恩来收到印尼*府方面的正式邀请书开始，外交部就着手准备参加亚非会议的具体工作。
首先要确定的就是应该派谁去，然后怎样去？在中南海丰泽园毛泽东的书房里，毛泽东、周恩来和公安部长罗瑞卿针对这些问题进行了讨论，最终考虑到任务的艰巨性，还是决定由周恩来总理亲自挂帅，陈毅副总理陪同，共同带队前往，这可以说是当时中国外交部的最强阵容。
亚非会议定于4月18日在印尼万隆市召开，届时将会有包括中国在内的29个亚非国家的代表共聚一堂。而会议所讨论的内容也都是同亚非国家与人民切身利益密切相关的问题。正所谓众口难调，这么多的国家聚在一起，想要达成一致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所以这次参加会议，中国代表团务必要制定符合客观实际的正确方针和*策，要能够妥善处理会议可能出现的各种意外状况、也要时刻提防有些西方国家的阴谋。
结合这样的背景，中国代表团最终确定了这次参会的总方针即：和平共处，求同存异。
但对于这场即将召开的会议，西方社会却并不希望看到，作为多年殖民主义的受益者，西方社会绝不想看到这些第三世界国家坐在一起，尤其不希望看到新中国参加。因此就在中国代表团紧锣密鼓地准备之时，各方敌对势力也没有闲着，都在想方设法试图通过各种手段阻拦中国代表团。就在中国代表团收到邀请函后没多久，中国有关部门即收到情报：
国民*特务机关正策划趁中国代表团出席亚非会议之机谋害周恩来及随行人员，并已分头行动，情报确实、可靠，情况十分严峻！
这个消息，无疑给即将出行的每个代表团成员的心里都蒙上了一层阴影，毕竟前路未知，危机四伏，到底还去不去？必须要有一个决断。经过多方考虑，最终周恩来总理决定一定要去。
一方面，这是新中国第一次国际亮相，针对当时西方社会对新中国的外交围堵，这是极好的一次破冰机会，对于提高当时新中国的国际地位，树立良好的国际形象，有很强的促进作用。另一方面，面对敌人的威胁，退缩从来不是共产*人做的事，战争年代我们没有退缩过，如今更不会退缩。在战场上我们可以战胜他们，如今照样可以粉碎他们的阴谋，对此周恩来总理十分自信。
但是，为了以防万一，经与有关方面的同志研究，中国代表团放弃了原来走海路的计划，改为由香港乘飞机去印尼。
但这其实并不容易，因为当时西方国家对中国实行封锁，中国代表团没办法乘坐自己的飞机，只能租用外国航空公司的，这也是当时一种十分无奈的情况。经过商讨，外交部最终决定租用印度好空公司的“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前往印尼，并商定：
4月11日“克什米尔公主号”将作为正常航班，于当日上午飞抵香港，下午再改为中国代表团的包机，于1时从香港启德机场起飞，飞往雅加达。
就在一切行程都敲定之后，却不想又发生了意外，周总理在主持起草出席会议方案的时候，突患急性阑尾炎，不得不于3月12日至28日住院接受手术治疗。但即便是在病床上周总理也一直在坚持工作，力争将准备工作做到万无一失。
而这时，缅甸总理吴努也给周总理发来电报，邀请周总理到仰光休息两天，一方面养病，另一方面，参加一个由中国、缅甸、印度等国总理参加的小型非正式会晤，商讨一下出席亚非会议的有关问题。
面对吴努总理的盛情邀请，周总理稍作考虑，便同意前往。随后，便决定将中国代表团兵分两路：一路由周恩来总理、陈毅副总理率代表团主要成员先去昆明，然后转道去仰光，之后由仰光飞雅加达；另一路按原计划在香港乘“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直接飞抵雅加达。
二、前往昆明前收到重要情报：国民*特务准备暗害周恩来
4月7日上午，周恩来带着尚未完全恢复健康的身体，率领中国代表团一部分人离开中南海驶向西郊机场前往昆明。与此同时，一个由国民*特务制订的谋杀周恩来的方案也已出台，由于他们并不知道此时中国代表团已经兵分两路，故而将目标锁定为中国代表团租用的印度航空公司“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
而就在周恩来总理一行前往昆明前，总理办公室副主任罗青长将刚刚收到的一份重要情报交给周恩来。根据情报显示，为了阻拦中国代表团前往万隆，国民*保密局已高价收买香港启德机场的工作人员，准备利用“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在香港停留加油检修之机，在飞机安装炸弹，以暗害周恩来和代表团人员。
周恩来看过情报后，极为重视，当即做出指示：请转给在京的有关领导办理。
随即周总理一行人按原计划抵达昆明，在昆明期间，周总理再次提醒在京领导重视收到的情报，并特意打电话给北京嘱咐邓颖超，要邓颖超设法把此情况通报给新华社香港分社和代表团的同志们。
接到周恩来的电话后，邓颖超马上作了安排部署，将相关情况第一时间通知香港方面。同时她也为身在昆明的周总理的安危倍感担心，4月10日，邓颖超写信给周总理提到：
“这次暗杀计划，对方是蓄谋已久的，可能会从各个方面下手。因此，在你出行期间，飞机着落后务必严加封锁，起飞前也要严密检查，不可疏忽大意。除了飞机之外，所使用的其它交通工具，亦应请严格看守与检查。你外出活动，必须严密警惕，仔细机警…我衷心地祝福你胜利平安归来！”
而新华社香港分社在接到邓颖超的紧急电话得知有人试图利用炸弹暗害代表团的时候，立刻就将具体情况通报给了香港当局。为了确保情况得到落实，次日凌晨1时半新华社又派潘德声专门前往印航驻港经理的住处向他通报有关情况。最后，印航经理保证：
“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在香港停留期间，除印航工作人员之外，绝不允许任何其他人接近飞机，届时，包括食品、加油、押运行李等一切事务也将由公司派专人负责。”
得到这样的保证后，大家才终于放下心来。
当天下午，还在昆明休息的周恩来接到北京打来的电话，说“克什米尔公主号”已从香港启德机场按时起飞，未发生任何问题。周总理听到后，心里长出一口气，悬着的心总算是放了下来。但是却不想，刚刚到了晚上，北京方面却突然打来电话告诉周总理：
“克什米尔公主号”从机场起飞后不久，即在空中发生爆炸，随后坠于南海，在飞机上的中国代表团工作人员全部遇难。”
三、“克什米尔公主号”遇难始末
看到这里，很多人都想不明白，为什么事前做了如此周密的防范，“克什米尔公主号”还会爆炸呢？
后来经过调查发现，国民*保密局为了实施爆炸计划，在此前进行了周密的计划，甚至专门准备了一批炸药，其中包括4枚美国制造的“钟型定时发火器”，然后将炸弹偷偷运到香港，交给香港情报站“第五联络组”。
为了更好地实行爆炸计划，保密局必须要选择一个可以接近“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的人。经过一段时间侦察，一个叫周驹的人进入了特务机关的视线。当时的周驹一直在启德机场做清洁工，是个不务正业的混子。选定目标后，国民*香港情报站很轻松地便将其收买，让其到时候安装炸弹。
到了4月11日上午12时，“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按计划飞抵香港启德机场。飞机停稳后，机组人员除了机械师卡尼克留在飞机上以外，其他人通通下飞机用餐。
虽然事先中国*府已经将情况通报了港英当局，但香港警方却并没有对飞机采取特殊的保护措施，只是派了辆警车远远的监视。而等到机组人员下飞机后，卡尼克发现机组的行李少了两件，于是赶紧去告诉准备用餐的其他机组人员，前后离开的时间加起来有十分钟左右。而周驹就趁着这个间隙把定时炸弹放于飞机右边轮头的上头。
当天中午12时45分，中国代表团工作人员和记者等8人按照计划来到机场，登上了“克什米尔公主号”，起飞前飞机运行一切正常。下午1时15分，“克什米尔公主号”从启德机场起飞。就在所有人都觉得一切都将顺利进行时，没想到悲剧却发生了。
四、周总理和邓颖超的通信
事件发生后，周恩来和代表团的其它成员都非常悲痛，而这也让很多人动摇了去往万隆的决心。面对劝说他不要再去万隆的代表团其他成员和云南省*、*、军领导人，周总理说：
“我们这次去参加万隆会议，为的是促进世界和平、增进亚非人民对新中国的了解和友谊，这是我们的使命，即使发生了什么意外也是值得的，没有什么了不起！我相信一切都会好的。”
而听到“克什米尔公主号”爆炸的消息后，缅甸总理吴努也致电周恩来，劝他慎重考虑是否参加亚非会议。但是，周总理此时决心已定，无论敌人设置怎样的困难，中国代表团也一定会来到万隆。
4月12日凌晨，周恩来深情地给邓颖超复信：
“你的来信我已经收到了，感谢你的好意和诤言，现特将回信和来信一并捎回，免得你失落。有了这一次教训，下面的形成我定会更加谨慎小心，更加努力。不管是文仗武仗，都不能无危险，但我们也不能打无准备之仗，一切都要从多方考虑，经过集体商决而后行。望你放心，再见。”
寥寥数语的信笺，周总理将自己一生都在践行的崇高思想一一表达了出来，而从周恩来特意将邓颖超的来信和自己的回信一并寄回这一举动来看，周总理对这次出行已经抱定必死之决心，已经做好了最坏的打算。
随后在4月14日清晨7时15分，周总理率领中国代表团一行26人自昆明起飞前往仰光。当晚，缅甸、中国、印度、越南、埃及和阿富6国领导人在缅甸总统府召开会议，由于“克什米尔公主号”失事，国外敌对势力趁机释放各种谣言，除了中国代表团成员之外，出席亚非会议的其他国家代表也都为安全问题感到担忧。
对于身边人的疑虑和恐惧，周总理却并不在乎，他指出敌人之所以如此费尽心力的破坏亚非会议，并不说明他们强大，相反这恰恰说明他们害怕我们召开亚非会议，这也证明了我们召开这次会议的必要性，敌人越是阻挠，我们就越要参加，一番话，打开了所有人的心结。
4月16日凌晨，周恩来率领中国*府代表团由仰光飞往雅加达。当周总理和中国代表团出现在机场的时候，前来迎接的印尼总统苏加诺和各界人士爆发出了雷鸣般的欢呼声。看着周总理和中国代表团成员镇定自若的神情，每个人都对周总理和中国代表团的勇气表示极大的敬佩。
五、周总理主宰的万隆会议
4月17日上午10时，周恩来率领中国代表团乘飞机离开雅加达，前往万隆。当周总理出现在万隆机场时，发表了简短的讲话，寥寥数语表达了中国人为促进国际合作不畏危险的坚定信心：
“中国代表团这次是抱着对于和平和友好的热烈愿望，前来参加即将在万隆举行的亚非会议的。亚非会议一定能够克服各种破坏和阻挠，并对于促进亚非国家之间的友好和合作，对于维护亚非地区和世界的和平做出有价值的贡献。”
而国民*特务眼看“克什米尔公主号”时间并没有阻拦中国代表团的脚步，随即派出暗杀人员尾随周恩来总理来到印尼，准备在印度尼西亚执行暗杀计划。而这次美国虽然并不参加会议，但依然派出了一个由间谍、使馆职员、公司雇员、记者等70多人组成的庞大的“记者团”。此外，在印尼国内离万隆几十公里还有一支反动武装，也制定了阴谋袭击亚非会议的计划。可以说，万隆此时是危机四伏。
但是，这一切在周恩来总理和其他代表团成员看来，都是“纸老虎”不足为惧。
4月18日上午，身着中山装的周恩来在陈毅、叶季壮、章汉夫等中国代表团成员的陪同下，仪态自若地走进“花城”万隆的独立大厦，如期出席亚非会议的开幕式现场，当中国代表团一行出现在会场的时候，会场上爆发出了雷鸣般的掌声，
会议开始后，印尼总统苏加诺发表了精彩的题为《让新亚洲和新非洲诞生吧》的开幕词，随后，各国代表进行一般性发言，阐述各自国家对亚非及世界和平的看法及原则立场。但恰如在出发前周恩来总理预见到的一样，29个国家，每个国家的情况都不同，诉求也不同，声音自然也不会相同。所以很快其它国家的发言中就出现了不和谐的声音，更有甚者直接将矛头指向了中国，这也使得会议的气氛顿时紧张起来，所有人的注意力都集中到了中国代表团团长周恩来的身上，人们都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