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卧儿街（现改名为瑞邦达路）位于仰光河岸，地处仰光市的中心地段。年，印度雇佣军兵变（又称“印度第一次独立战争”）失败后，印度末代皇帝巴哈杜尔·沙·扎法被流放到仰光，之后他一直住在瑞德贡大金塔旁的一间小屋子里，直到四年后去世。后来，巴哈杜尔·沙二世的墓地成为苏非主义信徒们心中的圣地，来自印度、巴基斯坦和孟加拉的朝圣者和高僧纷纷前来参拜。与皇帝一同流放到缅甸的还有数十名随从，而现在生活在莫卧儿大街的许多商人以及其他印度人都声称拥有这个流亡朝廷的血统。
莫卧儿街街道宽敞，朝着河流的方向延伸，女孩戴着面纱、男孩包着雪白的头巾去穆斯林学校上学，街上有几家烤肉店和清真餐厅，令人诧异的是，这里还聚集了相当数量的验光师。一天清晨，我在街上散步，忽然注意到一家小型诊所打着“爱丁堡留学医师”的招牌，我不由得想起曾经年轻时在苏格兰度过的一段时光。
在仰光的这片区域，来自印度次大陆的文化和宗教完美地在此融合。现在，仰光的印度人口和以前比起来相差甚远，仅剩的少数印度人就像是博物馆里陈列的展品，证明着与过去曾经有过的联系。街上的一棵大榕树上供奉着印度教的神灵哈努曼、罗摩以及女神悉多的雕像和画像。几个街区之外建有莫卧儿什叶派清真寺和几座逊尼派清真寺，其中几座清真寺就建在孟加拉人和泰米尔人的穆斯林社区，他们在仰光的规模可谓不小。此外，这里还有一座18世纪的亚美尼亚教堂、耆那教寺庙、拜火庙，以及供奉密宗女神卡莉的寺庙和供奉象鼻神的彩色庙宇等。
在穆斯林社区中心，还建有一座犹太教堂——木斯米亚约书亚犹太教堂。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的前几年，仰光曾是多名犹太人的家园（当时仰光人口约有50万）。像索菲尔家族、科恩家族、萨松家族这样的大家族，和他们在印度的表亲一样，都有着德系犹太人或西班牙系犹太人的背景，但他们大多是来自巴格达的移民，于19世纪末到达缅甸。
这里有一条街道以早期定居者的名字命名，叫做犹大以西结大街，仰光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还曾出现过一位犹太市长——大卫·索菲尔。现在，这些犹太人几乎全部离开缅甸去了美国、以色列等其他地方，仅剩下大约二十来个犹太人仍然生活在这里。不过，这座华美的犹太教堂仍然矗立在那里，而且最近刚刚进行了翻新。一个下雨的下午，我和教堂看守人摩西·塞缪尔聊天，他自豪地拿出这里仅存的两本律法书给我看（过去几年，其他数十本律法书已被秘密移交到以色列）。他还向我介绍了他的儿子萨米·塞缪尔，他是纽约叶史瓦大学的毕业生。
仰光的华人社区同样历史悠久。这些华人不是最近才移居到缅甸的，而是以前海上移民和陆上移民的后代。从海路来的华人属于遍布世界各地的华人中的一部分，从新加坡到旧金山都有他们的身影。海上移民来自中国东南沿海省份，不会说北京普通话，但会说多种南方方言，例如广东话和福建话。仰光的广东人大多是手工艺人，缅甸人称其为“短袖”，因为他们经常穿着短袖衬衫。福建人则大多是商人，缅甸人称其为“长袖”。缅甸人一般不会去仔细研究其中的区别。和其他大多数地方的中国人一样，缅甸的华人也很勤劳，且善于经商。由于很多移民都是单身汉，他们通常会娶缅甸女子为妻，但这个习俗并不特别受当地人欢迎，而且这也导致数百年来仰光有越来越多的人拥有了中国血统。
一百多年前，缅甸一位英国高层官员写道：“东方的大多数混血儿似乎都继承了父母双方的恶习，但华裔缅甸人似乎只遗传了来自父母双方的优良品质。他们聪明、稳重、勤奋，显然在很多方面都比纯缅甸人表现更优秀。”但是，除了华人和华裔缅甸人家庭外，当时仰光很少有人对中国有所了解或关心。学校不会传授任何有关中国的知识，而中国文化的很多内容对于普通缅甸人而言仍然十分神秘。
在仰光市中心的街道上，印度社区和中国社区迎面碰撞：烤肉店、印度教神龛、长髯的男子、着莎丽服的女子，中间是一两个混居的街区，再过去就是供奉着中国神像的神龛、穿着宽松短裤的男子和写着汉字的商店招牌。唐人街紧挨着印度社区，那里有喧闹而拥挤的小餐馆和KTV、宏伟的福建寺院、草药店、针灸馆，以及出售飞往台湾、香港等地特价机票的商店。
从前，印度文化和中国文化的碰撞是友好而国际化的。现在，两国即将迎来一次全新的、更加激烈的碰撞，也许仍然会保持友好，但至少冲突是潜在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