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自费从泰国回国参加抗战的
陈丽萍整理
蔡如秋，年生于泰国曼谷郊外。年8月响应侨领陈嘉庚号召，自费回国参加南侨机工服务团。战后复员返泰。年再次回国在兴隆农场当司机。年退休。退休金每月人民币元。年去世。下文根据年12月10日蔡先生在海口的访谈录音资料整理：我叫蔡如秋，祖籍海南。早年父母带着大哥、大姐来到泰国。二哥、二姐、妹妹和我都在泰国出生。我父亲在一间碾米厂当拖米工人，家里很穷，父母没办法养活我，我只好跟着出嫁的大姐生活。在大姐那里我才能进小学读书。小学四年级时，大姐夫去世了，家里再也无法供我读书，我就随大姐在泰国旧都大城挑水谋生。11岁时，因为父亲去世了，大哥又不顾家，我只好回到父母家，帮助母亲养猪，有时候也出去当小贩维生。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到了15岁时，我觉得自己太没文化，就白天做小贩晚上读夜校。在这段期间（大概16、17岁），“西安事变”发生。我们都很生气，拼命骂蒋介石的“不抵抗主义”，还把他的相片丢在厕所里（说罢，蔡先生哈哈大笑）。抗战爆发后，我在当地的一个组织“青抗”（青年抗日队）里帮忙做一些救亡工作。例如义卖手巾，就是印手巾去义卖。由于我家周围都是泰国人，比较容易隐蔽，我经常拿着手巾在家里印。我妈妈问我做什么，我说你不要管（蔡先生又是哈哈一笑），印了之后还划着船沿着河边去义卖。有时在春节也参加募捐活动，当时募捐款全部交给分会寄往广州。总之，凡是抗日工作我们就参加，所以在泰国时对祖国还是有一点印象。年我也想回到广州从军，后来因为朋友泄漏消息，让我妈妈发觉了，她扣留了我。但是我不死心，经常关心战事变化，从报纸上看到新加坡筹赈会陈嘉庚号召南侨机工回国服务，我们都很激动。当时滇缅公路正急需大批熟练司机，如果有一技之长，不是能更好地报效祖国吗？于是我就同朋友文永丰两人晚上偷偷摸摸跟着运猪肉的车去学车。那时没有钱租车买油，我们就买一点酒给泰国司机喝，学了半年，我们就串连了五、六个人一起回国。加入南洋华侨机工服务团究竟从哪里回国？行程需要多少钱？我们都心里无数。于是就写信问泰国《华侨日报》的编辑老丁，询问机工回国服务的方法和路线。他告诉我们，要从柬埔寨，过西贡到河内，走滇越铁路进云南。每人只要40铢泰币，所以我们就串连了7个人一起回国。当时印支三国称为安南，当天我们就到柬埔寨金边。第二天到西贡时，我发现过境书（护照）不见了，好在我有一个同事在当地有一个老师是共产*，原来在泰国教书，现在是西贡《全民日报》的编辑，通过他去当地的国民**部（中国领事馆）办了护照，才到云南。我们到达昆明时是8月3日，下了火车在金碧路找旅店。在旅店碰到西南训练所一个新加坡回来的分队长，是海南人，他听到我们要找西南运输处，就在当天带我们到潘家湾训练所。当时接待我们的人，是大队长郭清。我们说明来意后，被编进队里。进训练所一星期左右，南洋华侨机工服务团第九批人员也到了，我被接纳在第九批的队伍里，编在第一中队。中队长叫孙仲汉，第九批机工总领队吴福华（印尼棉兰华侨，潮州人）任中队副。我每天训练驾驶和进行操练，在训练所呆了大概三个月。出发时要考试，我训练三个月就考上了，同室的一个叫郑亚泉也同时考上。我因为是在越南拿到护照，年底就被派到海防。当时广西睦南关（今镇南关）形势紧张，郑亚泉被派往广西，从那时起就没有他的消息。在海防，我们的任务就是开车去码头，运送美援物资到火车站，用火车运进睦南关。但是西南运输处办事人员很糊涂，不了解当地情况，我们到了以后，首先就说要懂越南语，派了一个越南老师来教越南语。学了一个月，他说不行，要学法语，又改学法语。半个月后，他又说不行，要满26周岁才能拿到当地的驾驶执照。我们11个人全都不符合条件，只好全部撤回。年初，我们就撤回昆明。到达的第二天刚好第九大队要出发到滇缅公路，我们又被编到第九大队出发了。第九大队到芒市后驻在当地，大队长是甘燕庆，大队副是蒙自人陆绍康。我隶属第26中队，中队长刘景刚，中队副董道骏，分队长是陈畅。这次的任务是接“大道奇”新车，从缅境分段把军用物质运回国内遮放，再转运至芒市、保山等地仓库。在等待接车时，有几个班长被调回昆明干训班再培养当干部或分队长，其中一个是沈孟昌，还有我的朋友文永丰。他们走后我就当了班长。后来（具体的年月日忘记了）遮放总仓库被特务破坏，发生爆炸。因为遮放仓库建在半山坡，山坡下让人烧窑。当天车库来了60吨炸药，特务就利用烧窑这个漏洞，在晚上引爆炸药。当时美援物资全部集中在那里，然后再散进内地。12座仓库一下发生爆炸，损失惨重。年底，我们又再同其他大队合并，成立第15大队，部队就驻扎在保山。有一次我带了6部车，从保山出发来下关，再经过功果桥，就碰到汽车兵团。我们车队除了我跟一个机工在一辆车上，其他都是一人一车，而汽车兵团每部车都有枪，一部车两个人。我们的一个队员是福建人林亚奇，普通话讲不准，脾气也不好。在交汇车时，他们兵团的车要下，我们要上。我们车队有人叫他“快一点”，他们就要下来打人。当时我就跑上前问他为什么打人，有什么事情可以慢慢讲。因为我是领队，他们就把我绑起来打。当时我的手被打裂了，人打伤了，被绑在车尾，他们就走开了。我被打伤后回到永平，医院。进医院后就叫我一个队友回中队报告。我们驻在保山的南侨机工队友听到这个消息，就在保山城门外拦住汽车兵团的车，把他们打得落花流水。从那时起我们就同汽车兵团结了仇。不久，陈嘉庚先生到延安后回来，要从滇缅公路经仰光回新加坡，路过保山，就在保山发表演讲，介绍他在延安的所见所闻，并和国民*战区里人民的生活对比，我们都很受鼓舞。从那时我对国民*府就有点怨气，想当初一片热诚回国服务，结果被打，又碰上种种波折，养伤之后就有了回泰国的想法。到泰国要经过缅甸，但碰上日本南进，缅甸去不了，泰国又被占领了，只好又在西南运输处的送车队工作。这次的工作是专门赴仰光将美国支援的汽车运至车厂拼装以后，开进国内的芒市，再交给国内的司机驶回昆明。不久日本飞机前来轰炸仰光，仰光局势紧张起来。有一次我到仰光接车，听到日军已经从半路切进来了，我们当天早上开车越过封锁线，到缅甸旧都曼德勒，行程四百多公里回到腊戍。那时我们送车队的队部驻在腊戍。随着战事的失利，滇缅公路被切断，我就失业了。在保山时我遇到爱人林淑华。当时林淑华也是泰国侨生，在保山华侨中学读书，日本南进后侨汇断绝了，她经人介绍到腊戍书店当店员。我在保山用桐油布把她包起来，开车冲过检查站，送到腊戍。她是女孩子，来到腊戍人生地不熟，我送她来，接触多了我们就慢慢有了感情，一直到仰光失守。当时尽管失业了，我还有一点钱，就同别人在腊戍合伙做一点小生意，后来缅甸形势紧张，曼德勒也失陷，我们就跟着跑，一起疏散到龙陵。由于以前做小生意还有存货，我就想在龙陵销掉这些货。我们估计日军应该不会那么快到这里，没想到就在5月4日，日机轰炸保山。我们在龙陵隔着一座山看见27架飞机，但是我们还是没走，因为看到当地的中国银行还没撤退，中国银行是官办的，银行都没撤退我们何必那么急呢？那天下午日机炸保山，到下午四点多钟，银行撤退了，我们也跟着走。当时我的朋友一辆车要先走，我就叫我爱人先走，她不肯，一定要和我一起走。我们两个人等那天晚上坐六、七点的预备车走，可是已经走不了了，公路上塞满了车，国军（当时是云南60军）守在惠通桥，他们怕日军打来顶不住，就把惠通桥炸断了。他们以为只要炸断惠通桥，就能凭怒江天险阻挡日军。我们当天离开龙陵，第二天早上，日军已经到了。那天早上五点钟左右，天蒙蒙亮，因为公路堵车，我们就下车走了，（在路上）看见日军开车拉着小炮，第一部车开灯，跟后的车都不开灯，只在后面挂着一块白布，后面的车就跟着那块白布前进。我们还以为是国民*军撤退了，我同我爱人就拦住一辆车，我爱人从车后爬上去，说，“先生，先生，给我坐车。”其实车上并不都是日本兵，都是中国兵，有山东兵，广州兵，只有两个日本兵押着队。日本兵就吼着“到前面去”，把我爱人推下来，我到车后找她。因为逃难，我就拿着一个旅行袋，袋里装着一条烟，手里拿着一双鞋子。日军看见我拿着袋子，就喊：“拿来！”，我一看是日本兵，慌忙把袋子丢给他，就拉我爱人跑到路边的山上。我很害怕。到了山上远远看见圆形的坟墓和墓碑，还以为是日本车，怕得都不敢动（蔡先生哈哈大笑）。我很快就醒悟到日军停车是因为他们看见国民*兵，我跑过车边时刚好看见他们杀国民*兵，他们不开枪，只用日本刀，左一刀，右一刀，脚一踢，我看见几个国民*兵站在路边，脚还在发抖，看到了心寒啊。一路上碰到散兵，其中还有受伤的南侨机工。我问他们怎么受伤，他们说，大家同在一起，里面有国民*兵，日本兵就用机关枪扫射，所以有的人不死的就断手断脚。就这样我们沿着怒江一路跑。渡过怒江沿着怒江，我们准备到西康去，就想办法向老百姓买竹子编竹排，准备过江。当时只有我和几个朋友会游泳，其他人都不会。怒江弯弯曲曲，水流湍急。我们都不会使用竹排，转弯时竹排弯不过，直插江里，一插竹排就翻了。我爱人就被竹排翻到转弯的死水，幸好被我的朋友拉起来，她得救了。而其中有一个人不太会游泳，但他告诉我们会游泳，我看见他抱着一个大包，浮在江面上，大家想他会游泳，又带了一个大包就没注意他，结果他就失踪了。我们又走回头路，没法过江困在原地。刚好碰到一团国民*兵也要过江，我们就跟在后面逃难。大概走了半个月，他们找到一条船准备过江，我们去跟他们交涉，他们说得等他们过完了才可以。就这样，等这些兵过完江，我们几个人才过。四处飘零的岁月渡过怒江之后又累又饿，又没有东西吃。饿得实在没办法，我们就爬上山到老百姓家买了一只鸡，但吃不下，因为当地没有盐，怎么吃呢？我们就跟着当地山民用苞粟、玉米、冬粉做成锅巴吃。过了怒江，我们就一直跑到下关，这时下关发生霍乱，死了很多人，我们很害怕。过江时我的衣服都丢了，只剩下一条短裤和一件衬衣，我穿着它们跑了大概一个月，直到昆明。随着战事的失利，滇缅公路被切断，西南运输处不接收我们。我又失业了，只得靠先跑回来的朋友接济维持生活。大概到年底至年初，华侨中学撤退到贵州五里桥办第二中学，我爱人找到校长要求让她随校到贵州。她进了学校不久又怀孕了，只好离开学校。我没工作又身无分文，只好靠朋友接济。恰好朋友的车要到广西，我们就一起到广西。到了柳州生活无着。我爱人肚子已经很大了，还到卷烟厂做工，没多久就在柳州生了孩子。那些从思茅撤过来的难侨看见我们这样艰难，都帮忙接济我们。但是这样生活也不是办法，所以我又跑到广东韶关找我的朋友，在韶关跟朋友的车跑韶关——新林、梅县——新林，这样又过了半年。俗话说“祸不单行”，本来已经失业，什么都没有了，只剩下一些安置费来维持生活。一次我回柳州，住在一个烂旅馆，旅馆发生火灾，结果一场火灾又让我一贫如洗（说到此处，蔡先生又是哈哈大笑）。捱了半年多，到年我的大儿子出生。有一间捷和钢铁厂在柳州设厂，我经人介绍进厂开车，生活开始好转。后来由于日寇进攻湘桂，柳州紧急疏散，我跟着工厂迁至独山。那时火车可以通到独山。汽车让司令部封了，工厂解散，又没车开了。但是军队硬要我开车，其中有一个少尉，为捞私利，抢了很多轮胎，逼我给他押运这些轮胎。他很凶，我横下心跟他对着干，因为他需要我，他不敢对我不利。我们开着车，过了封锁线，车子没油了，他们就去买飞机机油。其实汽车不能烧飞机机油，爆炸力太强。汽车气缸发生爆炸，我就弃车走了。不久我和爱人挑着东西和孩子逃难。流浪到昆明后，租住在我爱人的一个朋友开设的旅店，然后到处找工作。当时美军还在昆明，我就去ATC开交通车，以日计算做临时工维持生活，就这样做了两个月。后来，我的一个朋友黄拔如在川滇公路陆良机场驳运站当队长，当时没有名额，刚好有一个人叫陈建华报了名没有去，我就顶替他的名字开车。我们的任务是将美国飞机从印度加尔各答运来的物资驳运进仓库，所得的报酬就以进仓库的路程远近发给油票，每日按实用的油料扣除，剩下的折价作为油券金。我们就靠这维持生活。这样子开了半年多，直到日本投降，驳运队结束机场运输任务。因为机场驳运队属于川滇公路，是国内官办的运输机构，我们又失业了，就等着发回剩下的油券金，但总是等不到。后来因为驳运站所有人员要撤到贵州毕节，为了油券金我们一家就跟着搬到贵州毕节。到毕节后因为气候寒冷又下雪，我们无法适应，领了一半油券金只好回到昆明。回到泰国到昆明后又没有工作，我就拿出那些钱同朋友合资做生意。直到年6月，以前和我爱人一起回国的一个朋友在重庆机场当中尉连长，夫妻俩看到我们没有工作，力劝我们回泰国。当时我爱人已经怀孕7、8个月，我考虑到她的身体不方便，犹豫不决，我爱人说，还是回去，反正这边也没工作，苦捱了这么多年了，还是回泰国自己的家。我们的家人都在泰国，坚持要回去。之前和人合资的生意就想办法转让，我又去侨务局上报难民复员，刚好侨务局的侨务科长是华侨书店的老板马燕生，他就帮忙办了。我们就靠四万元的复员费买飞机票到越南河内，从河内经过老挝，由老挝渡湄公河到泰国，在当地补做入境证，因为华侨要缴纳人头税，缴了，才能办华侨随身证。坐车经乌汶，才回到曼谷。算来算去，我同七月有缘。回到曼谷那天刚好七月七日，为了七七抗战回祖国，捱了几年，回来又是七七。我爱人的哥哥、嫂嫂靠缝衣生活，听到消息就接我们去他们家里暂住。因为我家在郊外，还不知道我们回来。住了一段时间，才去找我妈妈、姐姐。回泰国后失业了一段时间，遇到跟我爱人一起回国的一个朋友，知道我回泰国，就开了一个运输行，要我去帮他买车，管理。因为自己刚回到泰国（年），没有工作，母亲又在郊外，哥哥在做小生意，境况不是很好，我就去帮忙。刚开始时老板说，将来办起来之后给你一点股份，你来帮我管理，不用再去开车。我想尽办法去买那些没人敢买的车。别人笑我买人家不要的车。因为这些车便宜，但我有办法修好它们，可以节省一大笔资金。最终老板还是要我开车，之前答应我的股份也没有兑现。做了近一年，我一气之下，到年底就不干了。失业后暂住在我爱人哥嫂家。不久，我爱人一个在山芭教书的同学（越南归侨）想回越南，叫我们去接替他那个班，我就去滥竽充数了。山芭的小学有六个班，只有两个老师，我们两个人就负责整所学校。两个人元，教了一个学期。适逢我的孩子生病了，那里没有医生，就靠草医。刚好放假，我赶快带他回曼谷治病。孩子病愈回去后，泰国*府封校，要求老师要参加泰文考试，学校必须注册，但又不让我们学校注册，我们都不懂泰文，只得辞掉工作又回曼谷。年，中央航空公司开辟从广州、汕头到泰国的航线，在泰国设立一个办事处。办事处有两部车，一部接送旅客的客车以及一部主任坐的小包车。我知道这个消息后就去报名，很多人看见我去就不敢来，因为之前我在车行也教了一些徒弟。最后我凭藉技术考上了，就在航空公司开大客车。年新中国成立，中央航空公司香港总公司宣布起义，我们也响应起义。那时新中国还没同泰国建立邦交，公司无法发展，就停业了。办事处主任、干事全都撤退，我们两个司机，四个杂差全部被遣散。在央航时，我们每个月工资港币，相当于多泰币，在那时算高工资了，当时一个经理月工资不超过元泰币。工作一年多我有了一点积蓄，失业后就买了一部车自己开。我买最便宜的日本车，0多泰币。因为我有技术，能管理，就在火车站搞运输。但是因为出租司机是保留职业，泰国*府不准华侨开出租车，因此我就把名称挂靠在一个木板行，作为私人店的车，运费由木板行定，靠此谋生。在这段时间我碰到一些老朋友，他们组织一个旅行社，属于共产*领导下的外围组织，专门集中一些没有组织的青年。他们来叫我参加，我说你们知道我是从西南运输处出来的，你们没有顾虑吗？他们说从你的经历来看谁不相信你呢？因为其中有很多是保山华侨中学的学生，大家都互相了解。我就参加了这个外围组织，每天晚上在我爱人的同学家参加小组学习，主要学习社会发展史，表面上是打羽毛球，晚上学习。在这段时间我也参加了“和平签名运动”，推销“胜利公债”，组织反对“增加华侨随身证”等活动。赤子之心无怨无悔国内抗美援朝，我又对新中国发生了兴趣。因为新中国成立两年就敢同美国及六个盟国打仗，而过去国民*连个小日本都怕得要死。这次回国想参加祖国建设，另一方面也想把孩子送回国内接受教育。就这样，又丢下我妈妈再回国。本来，那时在泰国我已经有三部货车，收入也不少，每月给我爱人元都用不完。年底我们全家回国，先到汕头，进招待所工作，被选为生活组长，管理招待所的难侨。年普选，我负责带队去调查候选人。过了一段时间后，没给我分配工作。不久要分配一批人去兴隆农场，我要求到兴隆也不让。又有一批人分配到陆丰农场，我甘愿去陆丰，上级也不答应。后来泰国《真话报》编辑邱及到汕头访问，我就向上级要求去学习。所以我又带队去台山学习，到台山后被选为学委。在学习班负责时事股的出版组。之后又分配一批人去海南、一批人去学习开车，但其中都没有我的名字。后来兴隆农场派场长做报告，号召一批人到兴隆。当时我爱人同孩子还在汕头，我先报名，很快就批准了。于是我又让我家人自费从汕头坐车到海南。回国前带回来的钱这时已全部用光。到海南后，刚好兴隆发大水，我们只好在海口住。住了大概半个月，等那里安顿好了我们才去。当时兴隆农场有多人。我又被选为热带作物队副队长，下水田、挑肥都要带头，我什么都不懂，可是我还是咬牙坚持。后来碰到一个名叫林学森的泰国归侨，叫我一起去考车。年底考车要经过农场批准，我们还是说服了场部领导。那时候考车很不容易，在海口考车，足足考一个月。先来报名，等一个星期后出榜，再检查体格，合格后考交通规则，再考机械常识，进行技术考核，穿桩，路考。每一轮考试之后，必须榜上有名才能进入下一轮，总之就是过五关斩六将。农场有三个人参加考试都合格。考车的整个过程都是自费。为了考驾照，我花了上百元，还向公家借了15元，虽然合格，但并未分配工作，审干时又被安上诸多罪名。不久农场要我当车队会计，我还是服从分配，当了很久的会计。后来隔壁农场向我们借三个司机，又把我借调过去。那时我一个月才30元，没有评级，借过去后，我就跟着他们评级，当时我评了四级。我想把家属接过去，但要被分配到山区去，我不想去，于是又回到兴隆农场。回来后我就从事驾驶工作。接着肃反开始了，刚好大炼钢铁，我又被派到直路（？）去支援，本来派了两部车，另一部车车开到直路（？）坏了，就回农场，剩下我作为技术尖子带一个徒弟在那里捱了半年。我们支援他们炼钢，装窑，运材，我每天起早摸黑，别人一天跑四趟，我一天跑六趟、八趟，直到肃反运动把我调回来。回到农场后我就挨整，说我是“国民*”、“运输大队长”，说我隐瞒历史，把我停职。又叫我去洗厕所、种菜、养猪。我什么都干，因为我是劳动人民，心地坦荡，什么都不怕。这样做了两年，被解放了。因为那时物质紧张，缺乏汽油，汽车没有汽油就烧木炭，没人会开木炭车，就来叫我开木炭车。后来要培养一批司机，要我当教练。以后农场经济欠佳，又让我去开车，经常去开没人肯开的烂车，出差支援也有我的份。但是，不管到哪里，我都埋头苦干。注：本文整理者:陈丽萍华侨博物院（厦门）图书资料馆员。预览时标签不可点收录于话题#个上一篇下一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