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缅甸曾经经历二次世界大战，承受炮弹轰击、飞机狂炸，战争年代这里成了荒凉的月球表面。2年1月至5年3月间，在缅甸战场上，各参战方共有30万名士兵阵亡，堪称二战期间，最残酷，也是最血腥的丛林战。
在缅甸，分布着大片小块不同国家的战争墓园：英国、日本、美国等，还有许多无法确认国籍的士兵葬于其间。其中，英军在缅甸有三个墓地，位于仰光近郊的Taukkyan（涛建）公墓最大，有座墓穴。
今天，我们就跟随一个中国学生的脚步，以一个热血青年的视觉，游览Taukkyan墓地，回顾那段残酷无比的历史。
作者：
张晨阳
张晨阳，男，汉族，年10月出生，中共*员，陕西师范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编辑出版学专业级学生。曾获中国国家奖学金两次，一等优秀奖学金一次，校外语考试一等奖励基金一次；教育杯电子书创作大赛入围奖；校“优秀学生”荣誉称号。先后于著名刊物《新闻世界》《新闻研究导刊》发表论文。
本文图文均来自作者张晨阳
2年1月，日军自泰国向缅甸发动进攻，欲切断滇缅公路以阻绝中国获取国际援助的渠道，缅甸战役的序幕由是拉开。如今75年过去，战争亲历者多已作古，那些属于个体生命的鲜活记忆该怎样被转化为集体回忆的符码？怀着这样的好奇，在缅甸的最后一天，我起了个大早，准备去探访距仰光市区大约20英里的英联邦战争墓地，希望可以寻找到历史与当下相联结的某种可能。
墓地位于仰光北郊一个叫做Taukkyan的村子，所以被称为TaukkyanWarCemetery，中文“涛建战争公墓”，是5年英国收复缅甸后修建，后来陆续将散落全缅各地的英联邦阵亡将士坟墓迁至此处，现在遂成为缅甸最大的烈士公墓。我请酒店前台帮忙用缅文写下地名，便打了辆车前往。司机不会英文，只有缅语歌曲在老式丰田车内轻快地飘荡。看着窗外清晨时分充满活力的仰光，不知不觉间四十多分钟过去，车已停在了公墓门口。
走至近前，却发现进入墓园的小门是关着的。不知管理人员何在，我与两个大约在上初中的缅甸小男孩捣鼓了半天才将门打开得以入内。
这里虽是英军墓地，但的确环境清幽静谧，一些当地人也喜欢来此休息，或独自捧一本书坐在石阶上，或三三两两于草地间散步谈天，抑或是在树荫下与情人互诉爱意。整个墓园庄严肃穆，气魄宏大，芳草鲜花点缀其间。
园区正中是一个罗马风格的圆形建筑，向两侧伸展出一排排的柱状纪念碑，将墓地分成东西两片长方形庭院，黑色墓碑就密集分布在四周草坪之上。
墓碑基座为水泥筑成，黑色大理石碑面上刻着阵亡士兵的姓名、阵亡日期、年龄、军衔、所属部队及徽标等信息，有不少在底部还刻有亲朋寄托哀思的箴言。
比如这位来自澳大利亚皇家空军的A.R.RIX，4年8月牺牲时，年方24岁，下面刻着“ALOVEDSON,BROTHERANDFIANCEPASSEDTOHIGHERSERVICE”。
而对于无法确认身份的牺牲者，英联邦战争墓地委员会也给他们一一立了碑，尽可能将所有能证实的信息呈现于墓碑上。
二战中参与缅甸战役的英国第十四军团，大概是人类史上少见的族裔构成如此多元的军队，除了来自印度的数十个族群外，亦有东非和西非军队，还囊括了澳洲白人、加拿大白人、南非人等等，更不用说英国人自己。然而在这里，不论是英国兵还是印度兵，不论是上尉还是下士，不论信仰基督教还是伊斯兰教，他们的墓碑都是同样大小、同样高矮，规格完全统一，每个个体都得到了充分的尊重。
面对这些碑石我不由感慨万千。正如英国诗人华兹华斯在《论墓志铭》中所说，墓志铭的产生是源于“保护死者余骸，使之免受轻侮之举和野蛮侵害”及“利于纪念”的双重愿望。其实国内也有纪念当年曾入缅作战的中国远征军公墓，碑文却最多只记录阵亡兵士的姓名与军衔。“可怜无定河边骨，犹是春闺梦里人。”如此简陋随意，那种人与人之间最亲密的情感联系如何能够安放？我们对一个时代的记忆又如何能够建构而避免出现断层？要知道，文化记忆不会自然生成，只能在媒介与*治的作用下发展。
若是把视线聚焦缅甸境内，则更加令人神伤。全缅境内，据说现在只有东吁还保存有一座远征军纪念碑，其他墓地与纪念碑都已被破坏殆尽。遑论同为盟军的英美，就连战败的日本几十年来也为收集士兵遗骨投入了大量心力，在仰光、曼德勒等多地维护着忠灵塔、镇*碑等纪念地，其中甚至包括为战马修建的纪念碑。
我突然想起了李敖在祭文《我想找个给英雄下跪的地方——写在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中的话：“我欲哭无泪，我想跪下叩一万个响头……却找不到他们的牌位！”我们，是不是太容易拥抱未来，欣喜于进步而忘记了有时候也需要回头看一看过去？
简单逛了一遍，想到之前在网上看到的信息，我便试图寻找管理园区多年的奥斯卡先生以便了解关于这座公墓更多的细节。绕到南侧的小屋旁，碰到十来个身着灰布衣服、顶着烈日修剪花木的园丁，才知奥斯卡先生已退休，想来他也已经七十多岁了。虽有些遗憾，我还是请一位园丁带我去看埋葬在这里的中国士兵。
他领我到墓园东北的19区，低头搜寻了一会，指着一块墓碑告诉我这里埋葬的就是当年在英军服役的中国士兵。我仔细端详碑面上刻着的部队徽标，中心的蟠龙上方果然有小小的“CHINA”字样。数了数，一共有56个墓碑上带有这样的标记。他们曾经在这片土地上与友军共同浴血奋战，心中怀抱的最大梦想就是打回祖国，如今只能孤独地躺在这里，无人问津。园丁见我陷入沉思，也自悄悄回去工作了。
然而有件事一直让我很好奇：这些中国士兵的姓名为什么都这么西化？完全看不出半点中文的痕迹。直到回国后查阅他们所隶属的部队TheBorderRegiment的历史我才猛然发现，这支部队的徽标上面的“CHINA”和龙形图案根本就不是指由中国人组成，而是年参与鸦片战争后所获得的“功勋”的证明！
这是从生动的经验记忆到人工的文化记忆的过渡中产生的错位、僵化与扭曲。T.S.艾略特有一句诗：“没有记忆可以裹上樟脑，免受蠹虫的侵害。”而我们所能依赖的，也许只有公共的批评与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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