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雷戈里·博因顿（GregoryBoyington）是美国海军陆战队头号王牌飞行员，其在二战期间的总战绩为28架敌机，本号曾专文介绍过他的生平简历。博因顿于年1月8日去世，幸运的是在他去世之前不久美国权威的军事历史刊物《航空史》对其进行了一次专访，下面是此次访谈的第二部分，他在年中缅战场以及返回美国时期的相关内容。
《航空史》：您所在的部队遭遇了一些意外事故，有这回事吧？
博因顿：我们有3架寇蒂斯CW-21恶魔式战斗机，这种飞机的设计初衷主要用于执行高空拦截任务。所有的3架CW-21都在年12月23日飞越一座高山时坠毁，三名飞行员只有一人幸免于难。还有一次，我们的一架P-40在执行完和英国皇家空军的夜间联合任务后着陆，撞上了一辆负责用前大灯照明跑道的汽车，车后座睡着的一个人当场身亡。当时飞机的起落架将汽车撞得稀巴烂，前座的人及时跳了出来，却忘了后面还睡着一个不走运的倒霉蛋。
■寇蒂斯CW-21恶魔式战斗机于年试飞，因美国军方对其性能不满，该机只好寻求外国买家，仅装备荷兰驻印尼的空军和抗战时期的中国军队，总产量62架。
同样，有一次我们在为蒋夫人乘坐的道格拉斯DC-2客机护航时也出了岔子。当天我们刚执行完一次飞行任务归来就被匆忙叫上，却没有人告知我们这次护航所要去的目的地在哪里，所以大家都没有来得及加油就出发了。途中我们的6架P-40全部油料耗尽，不得不在中国的一处墓地迫降。我们搞到一辆老式的美国卡车返回基地，开车的那个司机几乎完全不懂驾驶，这真是一次刺激的长途冒险。翻越一座山岗时我们遭到一股土匪的枪击，这些地方割据势力宁愿自己人打自己人也不愿意去对付日本侵略者。幸好我们所有的飞行员都安全返回驻地，后来迫降的那些飞机也全部完好地回到基地。
此外还有一些意外事故让我们印象特别深刻。有一次我们在银座烧烤（SilverGrill）喝酒，就是之前打烂他们吊灯的那个酒吧，我正和谢弗中校（Schaffer）聊天，日本人的空袭来了。谢弗之前曾在英国服役，不列颠战役期间他驾驶飓风战斗机进行了一系列夜间飞行测试，并在装备水牛战斗机的皇家空军昼间战斗机中队积累了实战经验。炸弹开始落下来的时候，我们都玩命似的跑向防空壕。我记得我像跨栏选手那样翻过了一道很高的篱笆，然后重重地摔到一条沟里。我完全失去了知觉，不知道过了多久我晃晃悠悠地爬起来找到两瓶威士忌喝下去，我觉得这足以证明我还活着。
另一个意外发生于年2月7日，罗伯特桑迪尔（RobertSandell）在试飞他的P-40过程中身亡，他是志愿航空队的主要指挥官之一。英国皇家空军的目击者告诉我们，他的飞机先是出现失速和翻转，他设法将机头调整了过来。但可能是操纵杆推得过猛，飞机很快又出现侧翻，然后一头撞向地面。这真是令人伤心的一天，桑迪尔是个很好的人。第二天只有少数人能够参加他的葬礼，因为还有战斗任务需要执行。
■年昆明某机场的边缘地带，志愿航空队一架受损的P-40正在维修，其机身上挂着伪装网，但日机来袭时这样的伪装效果极为有限。
还有一次，敌人空袭我们的跑道，我跳进我的P-40准备飞上去揍他们。长话短说，由于飞机还没有完成维护，所以我没能飞起来，P-40滑跑一阵后摔到了一边，我撞得不轻——膝盖受伤，脑袋磕到了瞄准仪上。我设法从失事的残骸中慢慢爬出来，并担心飞机随时会出现爆炸或着火，在受伤的情况下要迅速脱身真是非常艰难。与此同时，旁边有很多看热闹的中国人，没有一个过来帮助我，我当时简直气炸了！不过我还是很理解这些可怜的人，他们担心一旦救下我这样一个外国伤员，就得负责我接下来的事情，他们不想给自己惹麻烦。
更糟的还在后面。我受伤后不久的一天晚上参加第3中队约翰佩塔奇（JohnPetach）的婚礼，他迎娶了一位非常漂亮的新娘。婚礼进行时“公爵”赫德曼（DukeHedman）坐我旁边，他是志愿航空队的第一位王牌。不走运的是日本人的轰炸又来了，当时我还不能正常站立，所有人一溜烟跑光后就剩下我独自坐在那里。逃命的本能使我跛行至门外，跳到一条“防空壕”里躲避炸弹。不幸的是黑暗之中我慌不择路，根本没有看清这条“防空壕”是一道悬崖。医生对我之前那次事故的救治完全白费功夫了，这次我摔得更加严重，不医院接受更妥善的医治。几周以后我的膝盖才完全康复，我得以重返蓝天。这期间陈纳德开始派遣部分P-40进行对地攻击轰炸任务，我真是受够了！
■博因顿提到的对他“见死不救”的“公爵”赫德曼，即罗伯特赫德曼（RobertHedman），年圣诞节当天连续击落4架日本轰炸机和1架战斗机，成为志愿航空队首位王牌飞行员，因此获得“公爵”（Duke）这一外号。赫德曼的最终战果为6架。
《航空史》：什么时候您取得了第一个战果？
博因顿：就在我们撤往仰光的那段时间里。年1月26日，在一阵凌厉的警报后我们驾机升空，闯进了日本人50-60架飞机的编队中。对方的飞机远远多于我们，敌我数量对比太悬殊，不过他们都是九七式战斗机。敌机在我方上空米左右的高度俯冲下来，我们的飞机四散躲进云层中，很快我就落单了。我向右边飞去以避开敌编队的主力，然后发现了两架九七式并向他们靠近。
当我向其中一架射击时，另一架企图绕到我后方，我发现后立刻做剧烈的机动以摆脱后方的咬尾者。我放弃了眼前即将到手的猎物，机头向下俯冲脱离，确定安全以后再拉升爬高寻找新的目标。我发现了低处的又一架敌机，这次我决定和它的距离拉得近一些再开火。我接近它，眼看就要达到理想的射击距离，感觉它就要充满我的前风挡了，突然它做出一个任何空中教官都会嫉妒的完美摆脱动作。
我突然意识到我并不孤单，这完全是一个圈套，其它敌机正从后方向我攻击。我拼命俯冲，向我方基地飞去，只想快点离开这个危险的战场。落地以后我发现衣服手臂上有一个7.7毫米机枪打出的弹孔，其烧焦的区域留给了我一个漂亮的伤疤，我还发现地面指挥部将我列入被击落人员名单。这次出击真是一场灾难，所有的人都为我们此次拙劣的表现感到失落，尤其是得知刘易斯霍夫曼（LouisHoffman）阵亡的消息以后。
我的首个战果在这次行动两天之后到来，那天我击落了两架敌机，我们的人一共取得了16个战果，己方无一损失。不久之后我取得了第三个战绩。那一天的前两次空袭警报过后都没有敌机出现，直到第三次警报响起我发现了一架九七式战斗机，我追击它直到锡唐河（SettangRiver）的河湾处将它击落。
我在另外一次出击中还取得三个战果，其中前两个是连续击落的，第三个是一架敞开式座舱的战斗机，我花费了好长时间才搞定它，几乎将弹药用光。那架飞机坠毁之前我看见飞行员死在他的座位上，手臂耷拉下来随着气流不断摆动。我取得的这6个战果都经志愿航空队确认，因此赚了一大笔钱。
■九七式战斗机是日本帝国陆军在年代末期所开发的一种单发单座轻型战斗机，也是日本陆军装备的第一种下单翼结构战斗机。该机在太平洋战争初期曾广泛使用于中缅印战场，后期逐渐被更先进的型号，总产量约架。
■在华期间的博因顿（中间站立抽烟者）和两位同僚一起小憩。根据志愿航空队所统计，他获得的战果为6架，但美军官方资料认为这段时间他的战绩应为3.5架，另有1架地面击毁战果，因此没有达到王牌标准，所以一些关于飞虎队王牌飞行员名单里并没有博因顿的名字。
《航空史》：作为志愿航空队的一员，你们在执行任务时也会遇到意外的好运气吧？
博因顿：是的。有一次，皇家空军的2架飓风式战斗机处于大概50架日本飞机上方，英国飞行员看见一架P-40飞过来，以为它会拉高加入他们的编队。结果这架志愿航空队的战机径直杀入了日军的大机群，刹那间天空中枪声大作，P-40立即陷入火网，局势一片混乱。2架飓风式见状即刻俯冲支援，想要把那位因鲁莽而身处险境的家伙救出重围。幸运的是他们都全身而退，事后其中一名英国佬在酒吧里向我展示了一枚7.7毫米弹头，是他着陆后在降落伞包上找到的。那位蛮勇的美国飞行员是吉姆霍华德（JimHoward），之后在和德国人交战的时候他又这样干了一次，也许是他太想获得荣誉勋章了。
■吉姆霍华德，即詹姆斯豪厄尔霍华德（JamesHowellHoward，.4.13-.3.18），二战美军王牌飞行员和著名空战英雄，在美国志愿援华航空队期间击落6架日机。年1月11日，美军第轰炸机大队的B-17编队在德国上空遭到约30架德军战斗机拦截，当时在场的护航战斗机只有霍华德驾驶的1架P-51野马式，他单枪匹马冲进敌群，在半个小时的空战中击落6架德机（后有资料考证为确认击落2架，另有2架可能被击落，击伤2架），此举被美国媒体称之为“二战中最伟大的战斗机飞行员的故事”，他也因此获得荣誉勋章。霍华德最终战果为13架，后来以准将军衔退役。
《航空史》：我相信您一定见过约瑟夫史迪威将军（JosephStilwell），您怎么看他？
博因顿：毫无疑问，他是一位纯爷们。史迪威事先预料我们将会从缅甸撤退，但华盛顿那帮傻瓜只顾着举行鸡尾酒会。英国人也总拿史迪威说事，就因为他丢了缅甸。他们从来不提史迪威所指挥的部队全是缅甸人、印度人和中国人，没有多少英军和美军，也没有足够的补给。史迪威是一位真正的战士，他会和一名普通士兵分享食物，同甘共苦。这世上只有很少几个人能博得我的尊敬，他算一个。当我们从缅甸撤退之后，一位机械师买了一只驯养的金钱豹作为吉祥物。虽然我一直担心它某天会兽性大发，但我们还是经常和它嬉戏玩耍。我们尽可能对它表现得友善，而且给它吃得很好。
■约瑟夫·史迪威（.3.19-.10.12），年西点军校毕业，担任过美国驻华大使馆武官。美国参加二战后史迪威被派到中国，先后担任中国战区参谋长、中缅印战区美军总司令、东南亚盟军司令部副司令、中国驻印军司令、美国援华物资分配负责人等职务，后晋升为四星上将，年因癌症病逝。
《航空史》：您是什么时候转到海军陆战队的？
博因顿：志愿航空队在年7月4日解散，在此之前陈纳德通知我们，不论我们在美国国内的原隶属单位和衔职，所有的飞行员将被转任为陆军航空队中尉。我不同意这样的任命，我是志愿航空队之中极少数的现役人员，其他大多数人来自后备役，而且我还在等待一份来自华盛顿的海军陆战队少校的委托状，我可不想将我的大好前程毁在这样一个死鬼领导手里。我提出另签订一个书面协议，但陈纳德不答应。他还说少校就是比中尉挣得多，言下之意是我贪财，听到这话后我身体里流淌的印第安苏族的战斗血液开始沸腾起来。我和他发生了冲突，他将我赶出办公室后我冲出了营地。我还有我的伙伴们支持，我们外出找到当地的姑娘玩得很开心，我可不是什么天使。陈纳德派人盯着我，得知此事后他很不高兴，我想他可能是对我们的道德水准很失望。
■一幅反映陈纳德指挥美国志愿援华航空队作战的油画作品，画中陈司令官和飞虎队官兵显得相当和谐融洽。不过在博因顿眼里，陈纳德的形象简直是糟糕透顶，两人关系交恶也是他最终选择离开的主要原因之一。
《航空史》：您是怎么看中国战区最高统帅蒋介石和蒋夫人的？
博因顿：蒋介石是一个披着合法外衣的土匪，率领中国军队同日本人作战的同时一刻不忘为自己捞好处。他的夫人则是幕后参谋。我们不会发自内心的尊重他们，不过他们付给我们的钱确实是好东西。
■年4月史迪威和蒋介石、宋美龄在一起，博因顿对蒋氏夫妇没有什么好印象。
《航空史》：您到达纽约之后发生了什么？
博因顿：我7月在纽约港上岸，坐火车直达华盛顿递交复员申请，申请需要获得尼米兹的签字。我被告知回家等候命令，我照办了。经过几个月的海外生涯我回到原来工作的地方，重操旧业。我的新任命被耽搁迟迟下不来，后来我知道是由于某些对我心怀不满的小人从中作梗。不仅是我，一共10名曾在志愿航空队服役的前海军陆战队成员都遇到类似的境况。11月我终于寄出一封快件希望解决目前的问题，三天后我被命令前往圣地亚哥。
《航空史》：接下来您的调动是怎样的？
博因顿：不算麻烦。我离开圣地亚哥然后前往南太平洋，那里才是故事真正开始的地方。
